自纽约看臺灣女子藝術

自纽约看臺灣女子藝術
Taiwan-US Women Artists

Luchia Meihua Lee

2012年在纽约的幾個展覽，觀注了在70年代幾位女性藝術家的表現，在紐約現代美術館Cindy Shaman(1954-), 古金漢美術館Francesca Woodman  (1958-1981) ，還有常設在布魯克林美術館的 Judy Chicago(1939 –) "Dinner Party "。所以我想趁此時機提出一個台灣女性藝術家的議題。我考慮以雙向的，自小看大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在美國紐約以極小值的台灣女性藝術社群，來觀察這些少數中的少數族群藝術家在紐約社區的互動與移動狀況，以及反映在她們作品上的表現與內容主題上的選擇。這些旅居海外的藝術家透過新舊移居美國時代與不同世代間的對照，還有比較現在根植在原生母土台灣的女性藝術家，這之間將必要性的述及台灣女性在社會的角色與背景，還有海外藝術家的移居狀況，因著地緣與時段上的差異在創作上顯現相異與共同性。另外從雙向的軸線來看，也無可避免的來檢查如女性選用不同的媒材，題材與採取的創作模式來表達自己與男性的反差 [即使男性藝術創作被有意的安排缺席情況下]，作品呈現有表達內在思維還有反映外在環境等；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看到本土資源的滋養與當代西方藝術潮流表達痕跡。

回溯到當年的紐約蘇活藝術區是海外第一批定居的女性藝術家活動所在[i]，也適逢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在國際上發光的潮流，她們創作的類型分佈上也多半停留於精神抽象性表現，（fig1,2）並沒有出現挑戰性別或是政治與社會性議題，另外，有趣的是其後的西方藝術史上風潮如極限主義， 觀念性藝術，或其後普普或是歐普的藝術形態鮮少或幾乎沒有反映在這批藝術家的作品上, 而這些可能反而在十餘年之後在台灣本地的藝術家作品上出現。她們求生存的方式還是多為傳統式， 以家庭另一半堅挺的支持與部份賣出畫作為主，在兼顧家庭的同時創作成為心中潛在渴望， 作品還是以平面畫作為主；而第二階段的女性藝術家則似乎在生存與居留的議題上面臨更大困境，處在東西文化間的衝突下，或是因著中國市場的崛起，詩文水墨的運用在也在部份藝術家作品中出現；近十年內的年輕一代移居紐約的藝術家或留學生，在美國集中固定居住的地緣不明顯，作品表現則顯然有較為多樣也更有挑戰性[ii]。（fig3,4）到今天，台灣女性藝術家顯然還是少數族群中的少數，在今年十月解除台灣訪美簽證的魔咒後，預見旅遊移動狀況更強，國際語彙或是同質化危機意識下相對性出現的更本土的表現。

居住在台灣的藝術家，他們立足於自己的土地上，從母土培養豐富的資源中，從而較喜歡相應於所處的文化，習俗，民間傳統，這也反映出來在他們選擇的題材中，例如用飲食文化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fig5）另台灣原住民組織大多是母系社會，在原住民藝術的表現中，祖靈的圖騰是常被喚起。(fig 6, 7) 一般來看，台灣當代的女性藝術家則更勇於直接挑戰性別， 社會議題，走入群眾，步伐更為快速，她們使用新的媒材進行新的表現，參與社會活動的積極度，似乎比居住在美國都會區的華裔藝術家更為前衛[iii]。

看起來，美國的寬廣土地事實上提供了更多的私人空間，給予了個人在精神上更自由而高遠的憧憬， 也同時提供了細膩反思的機會；承繼著新大陸開拓精神，吸引來自世界各地各類的精英前仆後繼，國際媒體集中關注加深了快速成名的迷思，跟隨著都會資本社會的則是奢華、利誘與頹廢。多樣的都會語言、混種文化瀰漫，，藝術思潮、流派主義、創作類型此起彼落；在某層面，台灣旅美的藝術家在文化衝突的漩渦中被沖刷著，大都市的生活 - 尤其是在紐約去適應艱辛生活需要更多的韌性和彈性與敏感度，在這樣環境中，她們吸收了多元文化，豐富了的生活體驗，也在內心不同的角度深刻的回應著。

台灣社會與美國同樣是建立在吸收和消化了許多不同國家的文化的影響，也有可能是這些居住在台灣的藝術家因為著在家鄉，少了語言的隔閡，使她們更容易吸收各種社會趨勢，便於篩選和建立強有力的新的藝術語彙。原生地成長的孩子，他們容易連結家人和朋友的網絡，如生活經驗，社會脈動，收藏家而獲得資源和利益。這些女性藝術家的題材從日常生活，自然之美，內心底掙扎，如文化背景的衝突 ，都必然的出現在作品的精神中。

我並未以亞洲女性藝術來概栝主題，當然以此也許更容易有寬廣的選擇性， 然而也會更容易流於一種更邊緣性的去爭取主權的意味。而另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是亞洲各國本身就已有很大的差異性存在。 大致來說大約自七世紀唐宋朝文化高峰期後，亞洲各個國家分享了某些共通的文化，然而但像就像達爾文的理論，每一個亞洲國家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來發展各自的種族類型，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經歷與殖民背景 - 所有的這些都導致不同國家各自的性格。

還有一方面，以我個人的台灣人背景，更希望是以自體的學習，體驗與觀察出發， 另一方面試想要拉回女性的主體性。 當然，每個人在不同家庭背景成長的個別差異性很大。但大多數的女性，無論他們的婚姻狀態，多會在精神上想要突破個人的限制性， 她們都會是一個規劃者的角色，如同我這個策展人一般， 要去打點所有的大小事，以使組織更為緊湊。

今天，特別是在在美國這先進國家來談女性的議題，會不會有馬後炮的質疑，然而平心而論，以一個表面氛圍而言，已經真正取得平衡了嗎？對於很多人來說，而台灣女性藝術家可能會被視為代表少數人，而不值得國際社會關注與爭取的一個議題。但是，就是因為台灣女性加上藝術家這樣一個身份，在美國的社會中算是少數中的少數的代表；也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更合理性的請求提起國際間的注目，要求在美國的一個舞臺讓大家能聽到她們的聲音。

在女性藝術家先鋒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的“晚宴"(Dinner Party)作品中[iv]，(fig 8) 或是芭芭拉 庫袼（Babra Kruger 1945-)的許多標語性作品，說明了女姓主義在全世界各個領域有了巨大影響，當然藝術創作是比許多其他人類活動的變化更為敏感。不僅女性主義藝術議題的產生在藝術表現方法和題材上引起爆炸性發展，而且它已延伸出新的緊迫性，就是對社會問題和環境的關注。

雖然在台灣，以女性主義藝術的發展速度比美國晚些，在開始時許多女性藝術家，採用女性的身體為題材，或是描繪男性的器官，以表現某種被壓抑是普遍的情況，或是採用其他更令人驚梀的畫面，呼籲關注性別歧視。但就整體而言，女性藝術家已不局限於自己的女權主義的問題，並參與在台灣藝壇導致一個平衡的治療社會問題。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台灣女性藝術家帶來了更大意義上的社會責任，以為這種血緣的鏈接，移情關注以前被哲學和政治問題所消耗的藝術場景。這些婦女提出以一個重要的角度，來看在政治問題上- 即對於母土和對環境的感覺。

 “非凡”這個詞用在這裡表達對台灣女性的非凡氣質。一般而言，婦女形象普遍有追隨者﹑依賴﹑多愁善感﹑和不一致等氣質。而更多的，作為島民的台灣的婦女，必須具有耐力和韌性等特點。以上所述的毅力不一定是明確的表現在女性藝術家的作品上。然而，這些內在的精神總是直接或是間接的顯示了她們的藝術傾向。在英文上用了“額外”這字，它支持和引導著“一般”，因此，在許多層面上更適當的表示台灣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力[v]。

許多人可能會感到困惑，台灣女性與出現在中國傳統角色或是西方現代社會地位的相異之處，在儒家的社會體制中，婦女的層次通常是配角；這導致了一般傳統的女性形象如纏足﹑後花園的女﹑和維持嬪妃娶妾等的出現；我們發現台灣婦女顯然在創造和維持社會健康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而另一個差異是在台灣的婦女的世界中沒有擔任王室政治馬前卒的角色。台灣文化的某部份也繼承了中國傳統，而作為島民的藝術家，更重視如何將資源發揮到最大的效用，事實上，所謂傳統中國文人素材的作品如運用水墨寫景的創作也習慣性的出現在台灣女性的創作中[vi]。

前IBM研究員海爾特霍夫斯泰德的研究[vii]發現 美國人（也加拿大人，法國，澳大利亞，和其他許多西方人）-來自於角色比台灣更強烈的性別文化的社會，然而顯示出一種社會的矛盾性，在台灣的傳統父權社會下，卻擁有比美國更多高權力地位的婦女。” 事實上，作為一個相對較小的國家，台灣可以輕易的為個人的事蹟所影響，尤其是在現代傳媒的促進之下- 如在台東的蔬菜供應商無名英雄陳樹菊[viii]，已成為眾人典範。另外，台灣才在2011年出現一位女性的總統侯選人[ix]，而這樣的事尚未在美國的史上發生過。

我想用主題劃分與空間安排去選擇藝術家，目的是讓藝術家的姓名及她們作品的獨特性得以彰顯，不會落入一般群展時因為大堆頭的英文拼音姓名，而失去了觀眾對創作者的認識別度。此外，妥善安排主題與相互呼應的個別作品特質，每個藝術家將獲得獨特表達和被認識。另外通過互聯網參與，不僅去聲明女性藝術家，我想邀請世界各地的人來提名和建議迄今許多還默默無聞的台灣婦女，在他們的地區有的傑出成就與故事。這些主題與選項因此可以表達每一個人擁有的氣質和無邊的創造力。

我不打算採取任何關於性別問題的刻板印象，如主張女性主義或宣揚女人的權利，也不是來挑戰的男性霸權或其他類似的沙文主義。然而透過各項安排而附帶的能對世界各角落沉默和受忽視的婦女提供動力，來鼓勵更多對台灣婦女相關問題的研究，引起普遍自覺，這就會是成功的活動。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