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台灣教會公報2015年3月2日～3月8日/3288期）
【專文】我在這個像蒸籠一樣的島國自由地言說
余杰 2015-03-10 11:31
出走 不再見
2012 年1月11日，我攜妻兒從北京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 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當廣播宣布「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 不到4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 然後回去交差。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有機會跟他們 「再見」了。
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中共的暴政一天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 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
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的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
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
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朋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2010年10月起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鄉居 再行腳
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 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了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 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布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
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2013年春和2014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了台灣的每一個縣市。
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溼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
砥礪 磨長劍
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 不亦樂乎？
2013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的作品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
我到台灣時，充滿了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的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版。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
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我遇到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2013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作了20多場公開演講；2014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畫作30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學運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真相，並傾聽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
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 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部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 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 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 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等數十人。
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嶄新而鮮活的思路。
我 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 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
我是台灣人
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學運為中心，以台灣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中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興起後，關於太陽花學運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 由、人權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議題，立刻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
中國知識界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反攻大陸」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 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 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
另一 方面，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 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 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 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作為四川人的我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價值。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民眾 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支持台獨，我更以書為媒，在演講中、臉書上，結識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
我在台灣發表演講，是身體力行支持台灣民主進程。這些演講稿中的十篇彙編成這本書，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 立的前景如何？中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 裂？知識分子如何彰顯公共性同時又堅持獨立性？
我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片段在媒體發表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我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 理越來越近。整理每篇講稿時，盡可能收入聽眾的問答及與談者、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更有現場感，讀者亦可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
1963 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西柏林時，曾以德語說「我是柏林人」，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在同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 一天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如同1989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併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
【專文】我在這個像蒸籠一樣的島國自由地言說
余杰 2015-03-10 11:31
出走 不再見
2012 年1月11日，我攜妻兒從北京登上直飛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飛機。那 一天，沒有一個親朋好友前來送行，「送行」的是幾名負有特殊使命的國保警察。當廣播宣布「乘客開始登機」時，那個名叫姜慶杰的國保頭子故作客氣地說：「余先生，再見!」 不到4歲的兒子，以為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們揮手告別。我沉默不語，登上舷梯時頭也不回。我知道他們正拿著相機對我拍照， 然後回去交差。我知道，這一生大概不會有機會跟他們 「再見」了。
在我人生的下半段，離開中國的時間將以十年為單位計算。我不會像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過於樂觀地做出「中共在未來三、五年內必定垮台」的預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從臣民社會蛻變為公民社會的「解凍」則需要更加漫長的時間。中共的暴政一天不垮台，我就不會回中國，我回去的應當是一個自 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國。
我沒有中國士大夫自憐自艾的鄉愁，那種余光中式精緻而唯美的鄉愁。我有那在淨光高處的信仰。正是對故鄉的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愛，我才選擇暫時性地離開。我不以流亡為苦，我絲毫沒有華人慣有的「葉落歸根」的念頭，於我而言，「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綠水在等待我、呼喚我。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儘管我並不喜歡流亡這個詞語，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來，流亡似乎總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蘭流亡作家、詩人米沃什寫道：
他頭髮倒豎，耳朵聽見搜捕的尖叫，他逃過冰凍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敵人的靈魂留在了結霜的鐵絲網後面。
這就是一幅我的畫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朋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然在監獄中，從2010年10月起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至今。這是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鄉居 再行腳
抵達美國之後，我沒有選擇去華人眾多、處處鄉音的加州或紐約，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國性」的維吉尼亞風光如畫的鄉間。我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顏色不同的櫻花 樹，每到春天，如雲霞般的櫻花便飄進了書房。在這樣一間探出頭去就能與知更鳥親嘴的書房裡，若不能文思如泉湧，還能怪誰呢？我喜歡這片留下過清教徒腳蹤的 土地。這裡離華盛頓不到一個小時車程，周圍遍布華盛頓、傑佛遜和麥迪遜這些美國開國之父們的莊園。空氣裡有清甜的青草味道，不遠處的馬場、酒莊與森林美不勝收。在這裡，我終於可以安靜地埋頭讀書、寫作，有時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一通電話或一個訪客來打擾。
在寧靜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國鄉居生活的間隙裡，我有機會到台灣訪問。與此前身在中國時兩次走馬觀花式地訪問台灣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從容展開台灣「行腳」——2013年春和2014年春兩次訪台，加起來超過四個月時間，差不多走遍了台灣的每一個縣市。
台灣的熱鬧與北美的寧靜宛如火與冰的兩個世界。初春時節，維吉尼亞還是料峭春寒，台灣已宛如碩大的蒸籠,溼熱的氣候讓我揮汗如雨。比氣候更加躁動的、更加熾熱的，是新發於硎的公民社會對回潮的威權體制的抗爭。我很高興成為這一歷程的觀察者和參與者。
砥礪 磨長劍
台灣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這裡，我可以自由地言說、自由地發表和出版作品。這幾年來，我的新作與舊作陸續在台灣出版。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之外，有香港和台灣可以出版作品，這是用華文寫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語寫作的俄國流亡作家更幸運之處——那些俄國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國一家專門出版俄語著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書僅僅有數百冊銷量。而我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甚至有不少陸客到香港和台灣旅行的時候購買我的書，再偷偷帶回中國，雪天讀禁書， 不亦樂乎？
2013年之後，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步步緊逼，香港的出版自由變得日漸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灣出版的作品數量逐漸超過了香港。於是，到台灣與台灣的讀者朋友面對面地交流，成為我生命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
我到台灣時，充滿了感恩之心。不過，一開始，我的台灣的看法，像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受制於利己之心和宏大敘事：我們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為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參考與樣版。故而，我懷著焦灼的心態，向台灣朋友介紹六四屠殺、「天安門母親」群體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中國議題。這樣做固然沒有錯，但當我一步步地深入台灣社會的肌理，就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不能僅僅把台灣視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源，我也應當為台灣民主的深化盡一份力。
台灣不僅有美食、美景和溫婉的人情，更有民主憲政深化過程中的劍戟與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陣營，對抗那無邊的傲慢、僵冷的黑暗。我遇到最可愛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髮衝冠的青年，他們常常帶給我驚喜與觸動。2013年春天訪問台灣時，我應邀作了20多場公開演講；2014年春天訪問台灣時，原計畫作30場演講，但實際上演講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場——「太陽花」學運後，有那麼多台灣朋友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真相，並傾聽一名「異鄉客」和「世界人」對台灣社會問題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陽花」的一分子，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榮譽成員」。
邀請我前去演講的單位，除了此前的大學、教會、出版社之外，這一次更有獨立書店、咖啡館、醫院、公民團體 等，甚至還有中學和原住民部落。在台灣，與我對話的作家、學者、律師、牧師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鴻鴻、吳明益、王丹、楊憲宏、林培瑞、徐斯儉、沈清楷、 李筱峰、姚嘉文、黃國昌、宋澤萊、李敏勇、顏厥安、莊萬壽、陳芳明、曾建元、葉浩、梁文韜、鄭仰恩、 王昭文、王貞文、盧俊義、白光勝、羅文嘉、王成勉、蘇南洲、康來新、洪耀南、鄭村棋、周渝、王興中、李酉潭、 許家豪、林保華、李雪莉、陳君愷、陳至潔等數十人。
在這些主題不同的演講中，我不僅講述自己的觀點與看法，通常還會留一定的時間，請聽眾提問或辯難。在後一環節，思想與思想之間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關於下一篇文章嶄新而鮮活的思路。
我 對台灣的朋友們說，我在台灣一天講的話，比在美國一個星期講還要多，更比在中國一個月講還要多。在美國，有講話的自由，卻沒有聽眾；在中國，連講話的自由都沒有——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被禁止在超過三、五十人的場合公開講話；而在台灣，既有講話的自由，也有熱情似火的聽眾。如果說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長劍，那麼我在台灣演講時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讀者都如同一塊緻密的磨刀石—— 若沒有磨刀石，劍怎麼可能有削鐵如泥的鋒利呢?
我是台灣人
我的這些演講，以太陽花學運為中心，以台灣民主化歷程為時間軸，以中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世界對民主價值的認同與追求為空間軸。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太陽花學運興起後，關於太陽花學運的評價，我與許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國民主派人士產生巨大分歧。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與深思：為什麼在海外生活多年並自稱支持民主、自 由、人權的人士，一旦面對台灣獨立議題，立刻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窮凶極惡喊打喊殺，猙獰的面目讓我無法辨認？
中國知識界論及台灣問題時荒腔走板的時空錯位，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缺乏基本了解。他們反共，便以為聲稱「反攻大陸」的蔣介石是救星，卻不知 道被蔣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懷著「自由中國」願景的民主鬥士；他們反日，便對日治時代台灣的進步與文明一筆抹殺，甚至全盤接受國民黨「二二八是親日分子的叛亂」的說法。他們期盼國民黨重返中國執政，認為馬英九取 代習近平是「最美的夢想」。
另一 方面，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不能正確理解人權真諦。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指出：「人權這個觀念建立在一個正確的信念之上，就是普遍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 正義、對幸福的追求、真誠、愛—— 這符合整個人類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作為這個或那個民族、宗教、職業、身分的成員的利益。滿足這些要求，保護人們這些要求不被忽視或否認，都是正當的。」以此理念出發，獨立的訴求是人權重要組成部分，台灣獨立、香港獨 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乃至作為四川人的我期盼的四川獨立，都是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的價值。與當年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個自治邦民眾 一樣，獨立與自由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台獨不是負面價值，而是正面的價值；不支持台獨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台灣人民的真朋友。我從不迴避在任何公開場合支持台獨，我更以書為媒，在演講中、臉書上，結識越來越多台灣朋友，我的台灣朋友比中國朋友還多，在這個意義上，我也算是台灣的半個在地人了。
我在台灣發表演講，是身體力行支持台灣民主進程。這些演講稿中的十篇彙編成這本書，漸次展開當下台灣社會萬眾矚目的議題：台灣憲政體制的癥結在哪裡？台灣獨 立的前景如何？中國民主化與台灣獨立有何關係？為何馬英九當局與中共謀求的是「虛假的和平」？為什麼說台灣社會的分裂是「臣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 裂？知識分子如何彰顯公共性同時又堅持獨立性？
我鮮明的觀點，在台灣引發不同的迴響。演講中即有聽眾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部分講稿片段在媒體發表後，也有讀者在網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說：「理解反對意見能磨練人的鑑別能力，機靈和聰明的論敵常常能幫助你剔除謬誤和錯誤。在政治學和理論學中，最壞的不過是狂熱固執著少數簡單的觀點，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鑰匙。」因此，我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讓自己離真 理越來越近。整理每篇講稿時，盡可能收入聽眾的問答及與談者、主持人的發言。這樣不僅更有現場感，讀者亦可窺見我的台灣觀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軌跡。
1963 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西柏林時，曾以德語說「我是柏林人」，這句擲地有聲的宣告鼓舞了無數與極權體制抗爭的人們。在同個意義上，在太陽花綻放的台灣，我是一名不持有台灣護照的「台灣人」，我把台灣視為自己精神的原鄉，視為詩人布羅茨基筆下「水手們的十字架在那兒泛著白光」的美麗島。如果中共有 一天武力犯台，我願以肉身去抵擋中共的坦克——如同1989年在北京攔阻坦克屠殺學生的「坦克人」一樣。面對國共兩黨聯手葬送台灣民主憲政、走向終極統一的陰謀，我願與所有熱愛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併肩戰鬥——我深信，總有一天，我們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歌唱與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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